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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08月01日 11时33分 

   

△傅宁军

  作为一个江苏作家,省作协一直是我们的家。每一次接受创作任务,或者与省作协签约,都是一个新的起点,一次重新出发。报告文学的创作,与其它文学形式一样,怎么写是作家的个人行为,需要作者独立面对,但是,当我们接触较为重大的题材的时候,能得到作协的指导帮助,拥有自已对于文学的一份热爱的同时,又多了一份激励、一份鞭策,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
  这些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,“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”的召唤,确实体现了创作源于生活的文学本质。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,文艺工作者要“胸中有大义、心里有人民、肩头有责任、笔下有乾坤”。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最紧密,讲述中国梦的生动述事,离不开这样的责任心和使命感。文学评论家有过深刻的阐述,以我在写作中的直观的粗浅理解,所谓报告文学,兼有时代报告与文学书写的特质,纪实性、非虚构性应该是它的底线。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,坚守底线而又生机盎然,无不跳动着鲜活的时代脉搏,足以深刻揭示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,是有作者施展才华的宽广空间的。

  一、永远以生活为师

  我们常常有某种误区,采访时容易先入为主,似乎某类人物、某种行业就该是什么样子。其实,生活的真实没有条条框框,原生态的丰沛程度,常常超出作家在书斋的想像。

  “5.12”汶川大地震猝发,奉省作协之命,我们六个作家(傅宁军、徐良文、张文宝、赵长国、朱凤鸣、沈国凡)追随救援队伍足迹,赶往灾区采访,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十五个日日夜夜。也许,平时在省级机关,职能部门的处长很难见,而在灾区的江苏指挥部,县城腾出的一栋机关楼里,来去匆匆,一片忙碌,会议室就是睡觉的地方,不分职务高低,处长厅长都打地铺。

  按常理推断,这么多领导睡一起,精神多可嘉啊。仔细了解,才知道,县城也在震中地区,余震一来,大家都下楼跑到空地上。楼房会不会倒,是个未知数。因此,打地铺的一喊就走,住单间反而更危险,说不定,就留在楼里了。知道了其中的原由,并没有给这些参与救援的指挥部成员减分,同样值得我们书上一笔。只是,写来更客观了。毕竟,不是得与失,而是生与死啊。

  我们分头采访医疗队、消防支队,还采访志愿者、当地的乡镇干部、普通的受灾群众。灾后天气酷热,我们每天背着行囊,按一个大致的方向行进。没有后方,不知道今晚在哪里过夜。在惨不忍睹的一片片废墟上,听着生死别离的悲伤故事,我们与被采访者一起流泪。眼睛的血丝、衣裳的汗渍、沙哑的嗓音、劳累的身躯,在撼人心魄、感天动地的灾区,显得微不足道了。

  震中的小学,许多校舍坍塌。正在上课的孩子,有的来不及跑,被压在瓦砾中。当我来到石邡小学,消防官兵的大规模作业,刚刚停止。虽然好些孩子获救了,还有孩子没救出来,因为倒下的楼板成了碎片,一动就会塌陷。有一个妈妈哭喊着,看到女儿一只小手,从一个洞口伸出来,可是她没办法,旁边的消防官兵也办法,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孩死去。不到现场,我只知道众志成城的救援情景,可歌可泣,而置身现场,感到了人力不及的锥心之痛。我在伤痛中反思,怎样写出灾区的真实,写出真实触发的启示?

  平时无法想像,危难就这样,狠狠地教育了我。此后我一直牢记,报告文学创作没有捷径,生活永远是我们的老师。如同评论家所言,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。我理解,行走的过程,就是调整心态、向生活学习的过程。文学离不开想像力,而生活本身是鲜活的,需要作家沉下去。报告文学的想像,更多的,是还原真实现场的想像,而不是想当然。走出书斋,心存敬畏,近距离地观察、体验与感受,下笔才能有现场感,作品才能有生活的味道。

  二、认真是一把钥匙

  在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,尤其是面对重大题材,我始终提醒自己,端正写作心态,坚持实地采访的原则,自觉增强文体意识,肩负起更加直接的时代责任与社会使命。正如评论家贺绍俊老师所言,“是对纯正报告文学写作的坚守”。

  采访时难免遇到难题,有些事先没有想到的麻烦,解决的钥匙还是认真。说是认真,就是下些笨功夫。无论是前期采访,还是实地考察,绝不马虎,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。

  我采写《大学生村官》,这是省作协签约的重点选题项目。当时红头文件一大堆,我没有在材料里找意义,而是揣着问题走出省城,前往苏北一个又一个大学生任职的经济薄弱村。在养鸡场、猪圈、蔬菜大棚、五保户家,我采访了上百名80后大学生村官。这是我第一次与这么多年轻人倾心交谈,倾听他们从校园到田园的感受。真诚换来的真诚,让我的创作越来越有了底气。

  持续关注社会热点,与改革的伟大时代同行,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职责所在。写了大学生村官后,我又采写《大学生从军报告》,这也是作协的重点选题项目。了解新一代大学生军人,这些跨入兵营的青年才俊,开始采访也漫无头绪。进山沟,下海岛,到演习场,乍一看,这些大学生军人大同小异,但认真起来,解读他们各自的经历,如同每一片树叶与另一片树叶迥异。具体的人物故事,在改革开放中生长,既有群体共性,又有鲜明个性。

  我始终坚信,你要感动别人,首先要问,你自己是不是被感动了。感动来自深入采访,付出也是必须的。在乡村采访大学生村官,一转一天。苏北那时特别热情,谈话没完,就来电话,某某领导晚上请吃饭,赶快回县城。我宁可推辞,哪怕无意中得罪了人。采访写大学生军人,人家更不理解,都说你问两句就行了,不要这么辛苦啦。还说,新闻记者来,演习没开始,新闻稿就送来审了,你不用下去,我们可以给你材料啊。我说不行,再远也得去,没办法,写报告文学不能凭道听途说,就得下这样的笨功夫。

  其实,这种笨拙的认真,既是对组织上的负责,也是对自己的负责。我们既然在作协签了约,这部作品就要立得住。不只是总体设想,而且具体事实,都要经得起推敲。我有一个体会,写问题,要慎重,写优点,也要慎。比如,大学生村官到各村任职,按规定,集中住在乡镇,一个乡镇有五六个大学生,采写了其中一个,他做的事情,是不是真的,是想到了,还是做到了,都要核实。否则,你出了书,人家一封告状信,你就前功尽弃了。我在不同场合,表达过这样的想法,小心无大过,可能也是自我保护吧。

  报告文学《大学生村官》与《大学生从军报告》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的时候,我都在外地采访的途中。值得欣慰的是,只要我们带着文学的目光,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现实中的时代折射,都是值得作家投入时间与精力的。我没想到,不计得失的努力,收获了许多的认可,《大学生从军报告》这部长篇报告文学,前期很难,出书后一印再印,成为出版社自我推荐的一个品牌。

  三、故事中的时代感

  应该看到,报告文学本身,肯定是有一定的新闻性的。文学是人学,报告文学也要写人,而讲故事,是写好人物的必由之路。小说中的故事,允许虚构,报告文学的故事,只能非虚构,从生活中发掘故事的元素。那么,故事的时代感从何而来?

  我的体会,有两种方式。一种是背景介绍,告诉读者,写的这个人物、这个故事,发生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之中。另一种是人物本身,他的想法思路,他的所做所为,都只能在此时此刻,故事的萌生、伸展与结果,就与历史的烙印息息相关。

  近些年,我多次前往昔日炮战过的沿海地区,在那些留下过战争记忆的地方,寻找历史变迁的潮起潮落。尽管,已经有许多作家写过炮战的军史战史,而我的关注,却是大时代中变迁中的小人物。为此,我采写了长篇报告文学《此岸,彼岸》。

  台湾海峡及两岸关系,是一个宏大主题,而它投射在普通百姓的身上,可以从小见大。由武装对峙到相互往来,两岸的普通人是主体,最有说服力。作家笔下的时代感,绝不是空泛的名词、推砌的史料,时代因子渗透在底层的人物身上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战地的百姓搬不走,这是他们的家乡,而对岸的百姓,就有他们的亲人。两岸一家亲,不是空洞口号,而是生活现实。

  今年,我申报了一部写两岸关系的报告文学,有幸得到省作协签约支持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,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,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。这个选题在我心头酝酿许久,希望写出来,能呼唤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。

  不久前,我去台湾马祖,寻访百年前去那里行医救人的“南京先生”。采访时我感觉到,这个故事放在两岸关系大格局中,至今仍在进行之中,这些认同自己祖辈的台湾同胞,他们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。试想,如果不是两岸由战争转入和平,他们怎么可能专程来南京,寻访“南京先生”的故乡呢?如果不是台湾马祖的开放,我这个大陆作家,怎么可能去昔日战地,走过硝烟弥散的坑道,走进马祖乡亲的家,面对面地坐下来采访呢?

  也许,在新媒体的强势挤压之下,纸媒生存堪忧,而报告文学的优长,不在于它的快,而在于它的深。与新闻报道不同,新闻结束的地方,就是报告文学开始的地方。以作家对于人与事的认识和发掘的深度,让文字书写所表达的时间慢下来,随之而来的真实的纵深感,给作家从容地反映生活本真,提供了驰骋天下的可能性,也是报告文学文体不可替代的魅力所在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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